鄧登江總校長提出：一切有目的、有組織的活動都是課程，以“五大文化節”為載體，有機融合各項教育教學活動，創建華美外國語學校PBL課程文化。

從真實世界的問題出發，通過組織學習小組，讓學生借助信息技術以及多種資源開展探究活動，在一定的時間內解決一系列相互關聯的問題，并將研究結果以一定的形式發布，這種學習方式稱為項目式學習(Project-Based Learning，簡稱PBL)。

2024年4月8日下午四點，胡少明副校長在圖書館給九年級三個班的孩子和二十多位教師上了一節“大課”，和大家分享讀書收獲。

這次大課是跨學科活動，王安石變法是歷史學科內容，分享人是中文教師，客觀評價歷史人物、歷史事件需要辯證唯物主義理論，胡校在豐富儲備的基礎上，仍然花了近兩周時間精心備課，敬業精神讓人感動。

我們為什么學歷史?不是只背誦歷史知識，而是以歷史為借鑒，服務現實，通過分析問題、解決問題，培養辯證思維的能力，養成具體問題具體分析的習慣。

胡校旁征博引，既有古代，又有現代;既有本土，又有國外;既有闡述，又有評論;既有分析，又有綜合;既有歷史，又有人文;既有剖析利益，又有直擊人性。尤其結合“義工”“鐘點工”這兩個時尚名詞，解釋王安石變法對后世的影響，針砭時弊，妙趣橫生。

胡校并沒有給出自己的觀點，但引導學生思考，我們如何對待讀書，如何看待歷史：王安石的變法究竟好不好?王安石這個人究竟怎么樣?

實際上明確地回答很難，但又有脈絡可循。任何政策，都要根據當時的實際情況，還要結合具體的執行者，再與古今中外對比，并在實行過程中不斷調整，才能成功。

這就是胡校“教”給孩子們的辯證法，之所以打引號，是指通過如此有爭議，牽涉廣泛的歷史事件引導學生去分析，去考證。

課后，同學們談收獲，一班同學對歷史老師說，所有的歷史事件都應該時代背景，尤其是社會背景很復雜的時候，更要辯證分析，不能簡單了事。二班的同學，對道法老師反映，社會上也有人利益受損時就攻擊人品，這個壞毛病原來頗有歷史淵源。

既然是“項目”，當然不可能一節課就完成，但是，只要能給每個孩子心里種下一顆“好奇”“探索”的種子，這個項目的開始就成功的啊。

不僅是孩子們，每個聽課老師也在感慨：原來書還可以這樣讀!原來這才是讀書!